1963年初，在新德里陆军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32岁的退役上尉亚达夫向一名随军记者描述了他在前一年10月于克节朗河谷经历的短暂交火。“他们大约十个人靠近，我抬枪就是一梭子，四五个当场翻倒。”这段说辞随后被多家印度报纸转载，甚至被写进某些回忆录。六十多年过去，再看这番话，疑点越来越多：10发.303英寸步枪弹能否一口气撂倒半数以上的对手？战场上真有如此夸张的命中率吗？将时针拨回1962年，或许可找到答案。
1959年起，印军巡逻队多次踩过“麦克马洪线”，小股穿插、偷偷设哨成为常态。彼时，西藏和平解放不足十年，山路艰险，补给困难，驻守高原的解放军官兵往往要用牦牛驮粮，靠自己动手修栈道。印军却误判形势，以为只要步步紧逼，便能把“传统习惯线”往北再推几十公里。北京的耐心被逐渐消耗，军委密令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。
10月12日，印度国防部长梅农飞抵前线，声称“赶走中国巡逻兵只需一周”。没人料到，正是这句公开讲话，催生了后面那个著名的“来克亨计划”。三天后，考尔中将将第7旅主力推到克节朗河北岸，预备一举抢占塔格拉山脊。连夜抢筑的低矮掩体掩不住贪功心态，反倒成了之后悲剧的铺垫。
同月9日清晨，僧崇山头雾气散尽。印军一个加强排正探路，误把前出侦察的解放军哨兵当成“零星目标”，轻机枪突然开火。枪声碎裂高原寂静，3名中国士兵倒下。半小时后，两个连由东、北两个方向滑降至河谷。山间回声拉长了“冲——”的口令，印军惊觉对手人数超出想象，匆忙用无线电呼叫火力支援。旅部迟迟不肯下令，怕把态势闹大。
亚达夫就混在那支被包围的小队中。他的制式武器是英制李·恩菲尔德步枪，10发弹匣，对面人员在一百米以内行进。理论上，这把枪在熟练射手手里一分钟可以射15—20发，可那得是靶场环境。山风呼啸，心跳撼动枪管，最乐观的估计也难以实现“一枪四五人”。有意思的是，事后检查战场，解放军没有发现所谓“一串洞穿”的迹象，倒是捡到几发因抖动而“脱壳半截”的空弹。
对峙不足十分钟，迫击炮声轰然炸响。三门82迫榴炮将印军阵地切成三段，溅起的石块混着尘土抛向半空。山谷不大，震荡回音使人分不清炮位方位，亚达夫的小队失去组织，四散奔逃。逃向克节朗河的途中，又遭守株待兔的另一批解放军截击。战斗不到二十分钟便宣告结束：7人俘、7人毙，其余负伤或狼狈遁走。
然而火线消息传回新德里时，只剩“英勇的某上尉一枪击倒四五中国人”的传奇桥段。显而易见，媒体需要这样的故事为溃败遮羞。实际上，当天中午，印军旅部就收到情报：第9旁遮普联队已减员过半，克节朗河北侧多处阵地被弃。考尔再度敦促“前进”，结果剩余部队仓促收缩，对岸炮兵火舌跟着前推，临江的掩体被逐一拔除。
20日凌晨，自卫反击战全面展开。东线，西山口、瓦弄、都登连成一线；西线，日喀则方向的高海拔部队同时行动。印军东段1.6万人，西段不足6000人。本以为能凭借山地熟悉度防守，却忽略了对手数年高原驻防的适应。塔格拉山脊的高点只守了两天便失守，指挥所电话线被切，后撤成了唯一选项。
11月16日，松多河谷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，印军被迫向达旺退却。5天后，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火，并决定后撤至1959年控制线以北20公里。2134名解放军烈士长眠在雪山草地，也有3900多名印军官兵放下武器，被安置在河谷临时营区。12月，在蒙乌间的冰雪路上，步枪和火炮被原封不动押往边界线，再交还给印度军方，连同伤员一起遣返。
回到医院的亚达夫落得一条性命，却难以面对现实。那场冲突中，印军人均击伤数字不到0.2，而他却宣称一发打中多人。需知.303步枪用的是步骑通用弹，初速740米，穿透一名士兵后动能所剩无几，“穿串”非不可能，但要连续穿透四五人，等同奇迹。军事史研究者统计，二战名枪Kar98k在近距离也极少达成此效果，更不要说高原稀薄空气加剧的散布偏差。
多年后，有退伍印兵悄悄透露，当时很多受访士兵被“建议”着重强调自己的射击成绩，而淡化缺口装备、后勤羸弱与指挥混乱。毕竟，公众更愿意听英雄传奇，而不想面对资源不足的窘迫。
1962年这场历时一个月的边境战役，中国方面先后推进至印军所谓“麦克马洪线”以南多个要点，累计俘虏、击毙8700余人，而自身也付出不小代价。随后30年，长达2000多公里的山地前沿罕见枪声。
亚达夫的那句“我一枪撂倒四五个”依旧偶尔见诸报端，像一段悬在回忆上空的迷雾。有军史专家检视过战场遗留弹道，给出更贴合常识的解释：那是一通慌乱射击，弹链扫射造成的误差让人难以分清谁倒在谁的枪口之下。数字被夸大，情绪却是真实——战火瞬息，没有谁能稳稳计算命中率。
历史里真正可靠的，永远是战斗结束后清点的那一串冷冰冰的数字。至于传闻，且留给茶余饭后的谈资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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